初中三年,我成了学校里最安静的学生。
不是内向,不是害羞,是彻底的沉默。
老师提问时我才开口,声音小得像蚊子哼。
同学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我,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哑巴”。
起初是背后叫,后来当面也叫。
“哑巴,作业借我抄一下。”
“哑巴,老师刚才说什么?”
我从不生气,把作业本递过去,把老师的话重复一遍。
他们觉得无趣,也就很少再招惹我。
除了王婷。
她是班里最活跃的女生之一,爸爸是教育局的什么领导,妈妈是医生。
她身上有种被保护得很好的天真,看不得任何不公平的事。
“他们为什么叫你哑巴?”
有一天放学后,她拦住我。
我摇摇头,想绕过去。
“你不说话,他们就一直欺负你。”
王婷固执地挡在我面前。
“你得反抗。”
反抗。
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。
在我的字典里,它和“解释”“争辩”“反驳”一样,都属于被针扎穿的那一部分。
“谢谢。”
我低声说,然后快步走开。
王婷没有放弃。
她开始主动找我说话,课间坐到我旁边,放学后等我一起走。
起初我很警惕,怀疑她是不是和张世龙一样,表面上友好,背地里有什么阴谋。
但她坚持了两个月,眼神始终清澈。
“你嘴唇上那两个小疤是怎么弄的?”
有一天她突然问。
我下意识捂住嘴。
疤痕已经很淡了,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,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。
“小时候摔的。”
我说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谎。
王婷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最终点点头:“哦。”
她没有再问,但我能感觉到她知道我在撒谎。
奇怪的是,这没有让我不安,反而有种奇怪的解脱感。
有人看穿了我的伪装,却没有戳破。
初三那年,张世龙也进了同一所中学,比我低两级。
他的到来打破了我勉强维持的平静。
“那是我姐。”
他在新班级里指着我说。
“她是个哑巴,你们别跟她说话,小心被传染。”
笑声像针一样扎过来。
我低着头快步走过,假装没听见。
但张世龙不满足于此。
他开始在放学路上堵我,有时候是一个人,有时候带着他的新朋友。
“姐,妈让你今天做晚饭。”
“姐,我作业不会写,你帮我写。”
“姐,给我点钱,我要买饮料。”
我一一照做。
做饭,写作业,把攒下的早饭钱给他。
王婷撞见过几次,气得脸通红。
“你就这么让他欺负你?”
“他是我弟弟。”
“弟弟怎么了?弟弟就能这样?”
我不说话。
王婷跺跺脚,转身走了。
我以为她终于要放弃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了,但第二天她又来了,手里拿着一本《简·爱》。
“看看这个。”
她把书塞给我。
“里面的女主角小时候也被欺负,但她反抗了。”
我接过书,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。
简·爱在姨妈家受虐待,在孤儿院挨饿受冻,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屈服。
她说:“我越是孤独,越是没有朋友,越是没有支持,我就得越尊重我自己。”
那句话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心里。
尊重我自己。
我反复咀嚼这四个字,尝出了陌生的味道。
这么多年来,我习惯了不被尊重,父母不尊重我,弟弟不尊重我,同学不尊重我,到最后,连我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了。
但我没有立刻改变。
改变是危险的,会引来注意,而注意往往意味着麻烦。
我只是把那本书藏在了床垫底下,偶尔拿出来翻一翻,像在暗处偷偷舔舐一块糖。
中考前三个月,妈妈找我谈话。
“你成绩不错,考重点高中应该没问题。”
“但高中花费大,你要是考上了,得自己想办法挣学费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你弟弟成绩一般,我们得多花点钱给他补课。”
妈妈继续说。
“你是姐姐,要多体谅家里。”
我又点点头。
“还有,高中住校的话,生活费你自己想办法。我们每个月给你两百,不够的你打工挣。”
两百。
我知道连吃饭都不够。
但我还是点头。
妈妈满意地拍拍我的肩。
“懂事就好。去学习吧。”
走出房间时,我看见张世龙躲在门边偷听。
他朝我做了个鬼脸,无声地说:“活该。”
那天晚上,我躲在被窝里哭了。
没有声音,只是眼泪不停地流,浸湿了枕头。
哭完之后,我爬起来,从床垫底下拿出《简·爱》,翻到折角的那一页。
“我越是孤独,越是没有朋友,越是没有支持,我就得越尊重我自己。”
我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,一遍又一遍,直到手指酸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