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医生又一次走进我的病房。
他拿出一张银行流水单在我面前晃了晃。
“你看,你妹妹又交了三十万!她对你多好,你怎么就不领情?”
他日复一日地给我洗脑。
“你不是祁鸢,你是祁月!你病得很重,承认吧!”
“配合治疗,很快就能出去了!”
他还带来一段新视频。
视频里,是我那个血缘上的父亲。
他坐在办公室里,对着镜头说:
“祁月,你从小就偏执,现在更是变本加厉,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“好好在医院里待着,什么时候想通了,什么时候再出来。”
从那天起,我“变”了。
我不再反抗嘶吼,开始配合治疗。
护士让我吃药,我就当着她的面“吃”下去。
每次,我都用舌头把药片抵在上颚,等她离开后,再吐进马桶冲掉。
我对着镜子,练习微笑和温顺的表情。
因为表现“良好”,我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时间。
我主动要求打扫卫生。
一次打扫中,我用金项链上的吊坠,和一个抑郁症女孩换来一把磨尖的牙刷柄。
每一个深夜,当药物的残余效力让我头痛欲裂时,我就躲在被子里,用那把简陋又锋利的牙刷柄,去打磨窗户上那个已经有些锈迹的锁扣。
金属摩擦的声音微不可闻,我的手指被磨得血肉模糊,钻心地疼。
但我感觉不到。
支撑我保持清醒的,是比这疼痛强烈一万倍的、刻骨铭心的仇恨。
医院贴出通知,要转运一批“病情稳定”的病人去远郊,我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李医生找到我,脸上挂着关切的笑容。
“祁月,恭喜你,你的病情恢复得很好。”
“这是你妹妹特意为你申请的,她说郊区的环境好,更有助于你康复。”
我微笑着道谢,心里清楚,这次转院是我最后的机会。
转运那天,我和十几个病人被赶上大巴。
车窗被铁丝网封死。
车上除了司机,还有四个护士。
大巴驶上了一座跨江大桥。
江面宽阔,水流湍急。
就是现在。
我身体突然剧烈抽搐,眼睛上翻,口中涌出我早就含在嘴里的牙膏泡沫。
我假装癫痫发作。
“快!3号床的犯病了!”
车内一片混乱。
离我最近的一个护士急忙挪过来,试图用膝盖压住我抽搐的身体,另一个则手忙脚乱地想找压舌板。
趁他们注意力都在我身上,我挣脱压制,抢过氧气瓶撞向车窗。
铁丝网被撞变形,玻璃碎裂。
在尖叫声中,我纵身跳进江里。
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失去方向,江水冰冷刺骨。
左臂传来剧痛,然后失去知觉——脱臼了。
我不敢停下,也感觉不到疼痛。
凭着求生的本能,用唯一完好的右臂拼命划水,游向最近的岸边。
身后,刹车声和尖叫声越来越远。
我筋疲力尽地爬上岸,躲进一个桥洞下。
我浑身湿透,冷得牙齿都在打颤。
寒意过后,开始高烧,意识模糊。
对岸,警灯的光柱在江面上来回扫射,搜寻着我的踪迹。
我蜷缩在桥洞最深的角落,看着手腕上自己用指甲刻下的一道道痕迹。
离境倒计时:15天。